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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反过来，如果全球经济再平衡致使中美两国的总需求一并减速，金砖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冲击将会更加突出。
而今天初到美国大城市的我国同胞往往会感到这里的落后，并为我们城市的超现代化而自得，这时久居美国者则会告之以中国之富在城、在首都。正是他以铁腕手段在巴黎进行了连续17年的大拆迁，拆掉了旧巴黎45%的房子，相当彻底地清理掉了巴黎市区的所有贫民窟，把大批穷人赶到远郊，使巴黎成为一个世界最伟大的美丽都市，其豪华奢丽的程度令世人惊为奇迹。
像万谷湖几乎就在金边市中心，金边火车站和新总理府都在附近这一带。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左派朋友就可以举诸如伦敦的哈克尼、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柏林的纽克伦等例子谴责贫民窟的黑暗。恩格斯认为，穷人租户的苦难是作为当时城市化基础的整个体制背景造成的。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
总之，恩格斯的观点很鲜明：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独有特征并不是造成了贫民窟，而是出现富人驱逐穷人的现象，国家强拆贫民窟，为权贵与资本的利益摧毁穷人的家园，建设豪华城市，把穷人赶到郊外，乃至赶回（在蒲鲁东看来充满诗意的）乡间。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主城区就没有贫民—新移民在栖身。再进一步说，以3000元月薪的人为例，虽然只缴十几元的个税，但要缴约670元的各项社保费用。
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降低，既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绝大多数人收入还很低，很平均，刚开始引入个人所得税时起征点很高，当然有道理。社会保障费，国外许多国家也叫社会保障税，这才是低收入乃至万元月薪以下中低收入者的真正大负担。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而且缴费越重，参保人数越受限，形成恶性循环。个税起征点提到天上去，和他们完全或几乎毫无关系。
可见，个税起征点上调只要不是不负责任的狮子大开口，调多一点少一点对收入分配的真实影响，其实只是个芝麻小事，本来多少可以忽略不计。现代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已经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不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主导作用，想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是根本不可能的。老百姓开门过日子，收入再低，柴米油盐都要纳税的。因此现在要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正是要个人所得税大派用场而绝不是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时。
但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和差距扩大，个人所得税的覆盖面逐步扩大，是个完全正常的趋势。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个税改革 。这一点谢国忠先生就更直言不讳。可见收入分配改革真正难攻的碉堡，既大且多，如果我们再在如个税起征点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上耗费精力，收入分配改革恐怕最好也只是原地踏步。
只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还说过，真正的压力来自本馆员工，取消了回扣，取消了各项收费，如果学校不拨发足够的奖酬金和津贴款，员工的收入就会下降，或者增幅低于校内其他单位的员工，自然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在今年两会期间，我曾经说过自己是公共产品，无论哪家媒体，只要我有时间，没有不接受采访的。2008年我与学校商定的改变就是改为实洋采购，公开招标，取消回扣。
在回答有没有压力的问题时，我说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怕压力。以上这些做法，近年来我都在高校图书馆的会议上汇报交流过，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已。我向媒体介绍的就是这些情况，从未说过是由我带头挑战潜规则，或者我们是第一个实行实洋采购的。进入 葛剑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费公开 。我说的自救，就是希望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使自己避免陷入泥淖。相反，我在回答媒体这样做有没有压力时，一直强调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据我所知，大多数图书馆都这样做了。
我认为，读者和公众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管理成本是多少，特别是有没有用公款吃喝，我们已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公务招待，何必怕公布呢？还有人建议公布在内务网上，我认为这不符合公开的原则，还是照现在媒体上拍下来那样公布了。我一直认为，高校内的确存在腐败，也有经济犯罪，但总的来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包括图书馆在内。
他们会说，其实在正文中我们把你说的都报道了，可惜不少读者一看标题就开骂了，根本不会再看正文。由于这是公布在外网上的，上复旦大学网站的人都能看到，去年就有不少大学的馆长同行知道了，并且有人表示他们也会公布。
图书馆是采购大户，书商自然会给一个折扣，而图书馆为节约经费，当然要争取尽可能优惠的折扣，因此最终的购书价（实洋）都低于码洋。但这必须有学校的支持，因为员工的奖酬金和津贴得由学校支付了，所以我与人事处（负责核定奖酬金和津贴指标）、财务处（负责拨款）三方签订协议，我保证全部实洋付款，他们两方保证我们员工的待遇不低于上一年水平，并随着校内平均水平提高。
第二件事，我公布2009年的经费开支是在去年5月，并非在两会期间或在教育部要求财务公开以后。一开始，这笔回扣成为图书馆的小金库，作为员工的奖酬金和津贴，或者用于一些无法由财务报销的开支。其中有关我们图书馆取消购书回扣和我公布去年经费开支的事，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以致引起了一位署名燕北布衣的同行的质疑和批评。至于回扣有多大，我曾举例说，如采购码洋1000万元的书，按八折的话就会有200万元的回扣。
2007年我接任馆长时，复旦大学就是这样做的。有记者问过我有多少，我告诉他以前大概有二三百万。
有的记者或许出于好意，或者想突出重点，常常在没有了解我所说的实际情况时，就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或按照自己的知识和逻辑，把故事编得完满，却将我陷于不义之地，或者把我推到同行同仁的对立面。大量的问题还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例如，国家提高高校教师员工的待遇不是通过增加基本工资，而是主要依靠发津贴、科研经费提成、创收分成等不规范的办法，以致滋生腐败，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记者大概根据我公布的购书经费，计算出数百万的数字。但这样做实际也是违反财政纪律的，只是将小金库从下面转到上面，而且谁也不能保证馆长或相关员工没有再得到供货商的好处。
但这个价格是最终卖给顾客的，在出版社卖给批发商时都会给一个不小的折扣（例如六五折），而批发商卖给零售商时也会给一个折扣（例如八折），留给下一环节一定的利润空间。供货商自然欢迎，因为免除了他们把书款的一部分变为现金返回的麻烦。只要签字承诺不用于商业目的，就可免费用数码相机拍摄，对校内校外都是如此。我还说明不是每笔采购都有回扣，像外文书刊、数据库是没有回扣的，有些特殊的中文书也是没有回扣的。
如果我的确是这样说了，他的批评完全正确，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我对记者说：如果我年轻一二十岁，也许会怕得罪权势人物影响升迁，到了我这年纪还怕什么？当初的确有人劝我，公布经费宜粗不宜细，招待费就不要公布了，以免给其他单位造成压力。
但某些媒体的朋友似乎过度地使用了这件产品，或者不够爱护，往往为了一个能吸引眼球的标题，让我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中国公开出版的图书都是标明定价的，行内称为码洋。
无论什么问题，没有拒绝回答的。关注高校图书馆的媒体不妨耐心将我的介绍看完看全，也不妨到其他高校图书馆作些调查，相信能纠正一些想象和误解，客观反映广大馆长和员工的敬业和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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